中国这个时代，很难一言蔽之。
但目前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已经明显过高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给广大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，保证经济增长能够长期持续。
合理的教育和公共医疗投资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，是效益更好、惠及后代、有利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投资。出现这种状况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有些人认为是好事，因为高储蓄才有高投资，高投资就有高增长。第二，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。要调结构、要把过高的投资降下来、要把居民消费提上去，政府的激励机制必须改变。而眼下先需要改革的是政府政绩考核体系，具体思路是三减三增：减少对GDP或与GDP相关的指标的考核。
要使投资－消费比例恢复到一个合理水平，使发展进入经济增长—居民收入增加—消费增加—带动经济进一步增长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状态。总之，推进改革和调整结构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，只有在改革能够推进、结构得到调整的情况下，未来发展才有保证。比如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讲要优化结构、动力升级，但实际进展远不如人意。
比如增速换挡，关键是底在何处，换到哪一个档算是中高速，是否做得到、受得了、有必要？这个底还没有探明。很多前期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和风险，掩盖在高速增长的光环里，需要水落石出，显露出来，才可能更好地解决，不能再靠刺激进一步放大。只有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，经济的增长才算是回归本意。合理分配收入，构建社会保障体系。
教训大概有这样几条：缺乏创新，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。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旧常态，主要是靠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，拼投资、拼资源、拼劳动力。
少刺激的一个理由是，增速放缓是增长的合理回归，是无法回避的。腐败是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最典型特征，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我理解，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标志性指标，新常态应该是一个要即将进入的目标，即增长速度换挡探底后相对稳定的状态。这也是目前亟须改革的问题。
当然这里有一个限度，不可能是完全的放任自流，风险也好，危机也好，要可控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居民收入跑不过政府收入，消费就不可能真正提升，经济增长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，消费拉动增长的新常态就不可能出现。二是低收入者无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，制约经济长期增长。四个特征的核心是增长模式转换，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艰辛痛苦。
进入专题： 新常态 中等收入陷阱 。浴火重生，危机是强制性平衡的一个途径。
尤其是五花八门的政府投资，多年来成为腐败的温床，争项目，争资金，拿回扣，究竟有多少大大小小的腐败跟政府投资有瓜葛？恐怕谁都说不清。这个过程，也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，跨过去了就进入了新常态。
老百姓对分享发展成果的期盼越来越高，对社会公平正义、收入合理分配的呼声越来越高，解决民生难点、热点问题迫在眉睫。这需要时间，一两年、两三年或三四年，很难说清楚。从增长模式转换这个核心来看，亟须改革的一个关键领域分配制度改革，即如何更好地分蛋糕的问题，应分两个层次： 第一个层次是国民收入在政府、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。积重难返，从要素驱动、投资驱动的旧常态转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新常态需要脱胎换骨，不容易。另一个理由是，不当的、过多的宏观调控给一些特殊既得利益者提供了设租的机会，成为腐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比如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讲要优化结构、动力升级，但实际进展远不如人意。
评论概括新常态有四个主要特征：中高速、优结构、新动力、多挑战。金融体系脆弱拖累实体经济。
老百姓对分享发展成果的期盼越来越高，对社会公平正义、收入合理分配的呼声越来越高，解决民生难点、热点问题迫在眉睫。另一个理由是，不当的、过多的宏观调控给一些特殊既得利益者提供了设租的机会，成为腐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。
改革千头万绪，最重要的、前提性的、也是目标性的改革就是转变政府职能、减政放权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。浴火重生，危机是强制性平衡的一个途径。
尤其是五花八门的政府投资，多年来成为腐败的温床，争项目，争资金，拿回扣，究竟有多少大大小小的腐败跟政府投资有瓜葛？恐怕谁都说不清。日本战后的情况是，1950—1972年GDP年均增速9．7％，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，创造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奇迹。第二个层次是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我理解，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标志性指标，新常态应该是一个要即将进入的目标，即增长速度换挡探底后相对稳定的状态。
7月中旬，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公布以后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判，8月4日、5日、6日、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连续四天在头版位置刊登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评论，新常态一词再次陡然升温。这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期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期。
很多前期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和风险，掩盖在高速增长的光环里，需要水落石出，显露出来，才可能更好地解决，不能再靠刺激进一步放大。只有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，经济的增长才算是回归本意。
没有这个竞争淘汰过程就不可能形成新的结构再平衡。这个概括是一个认识，一个判断，一个政策信号，表明了最高决策层对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看法和态度，也是对此前各种政策呼声的回应。
那么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？解决问题的抓手是什么？大而化之地说，就是少刺激，多改革，常说的向改革要动力。 新常态不是一个新词，但一直是个热词。1973年前后受石油危机和劳动力供给下降的影响第一次减速换挡，1973—1990年期间回落到年均4．26％。目前正在换挡期，正在调整和寻找，正在进入新常态的路上。
韩国的情况是，1961—1996年是高速增长期，GDP年均增速为8．02％。少刺激的一个理由是，增速放缓是增长的合理回归，是无法回避的。
这需要时间，一两年、两三年或三四年，很难说清楚。市场经济中，没有长生不死的企业，优胜劣汰是必然的。
这也是目前亟须改革的问题。但无论如何，只有探底，找到中高速的均衡点，才能形成新常态。
